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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公民教育研究和实践蓬勃发展，然而全球公民教育实践的效果很有限。对于全球公民教育的探讨不能回避“全球公民教育如何可能”这一前提性问题。“全球公民”身份推衍困境、“在地实施”的“异化”后果让全球公民教育实施的可能性成为问题。环境问题既是一个“全球共同利益”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关心的问题，为解答“全球公民教育何以可能”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国际环境政治解释了全球环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合作与不平等状况。以全球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作为教育内容，全球公民教育具有批判性。批判的生态教育学成为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实践形态。在既有的国家边界限制下，批判的生态教育学通过全球与在地的混合行动，让全球公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